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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9月9日，是一个举国悲伤的日子，在这一天，我们的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，向全中国宣读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》，悼念毛主席去世时，所有人的心情无不震惊且悲痛。
在人们的记忆里，毛主席似乎永远都带着亲切的微笑，仔细权衡各种因素，带领人民走向未来，在毛主席最后的时光中，他忍着病痛依然在不断践行着自己的初心。
这件事情，西方媒体用“地球都停止了转动”来形容，联合国也降下半旗以示哀悼，足可见毛主席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地位和影响。
同年，远在加拿大的张国焘，因为中风躺在老人院的病床上，有一位记者知道他与毛主席之间有一些事情，还专门跑过去告诉张国焘这一消息，并询问他有何感想。
“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对于在世之人，死亡只是时间问题，毛泽东是，我也是。”
张国焘艰难地说出这两句话便缄口不言，任凭记者如何询问也没有反应，表情安静，双眼散漫，好似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中。
可惜张国焘这句话并不正确，有些人虽然死了，但他依然在活着，有些人虽还活着，但早就死了千百遍。
张国焘会发出这样的感慨，我们要从两人共同经历的革命岁月中去寻找答案。
相识缘起
1918年，毛泽东来到北京，在恩师的帮助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，这对于他而言，是一次十分难得机遇，在闲暇时刻，毛泽东可以前往不同的课堂去旁听，这让他接触到许多新鲜的事物和前沿的理论。
“一个从乡下来的”，再刻苦也无法赢得所有人的尊重，毛泽东并未将这样的事情放在心上，只借着便利的条件，一心一意钻研自己的学问。
千里马终须遇伯乐，李大钊先生很快便注意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学生，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之后，两人成了交情不错的朋友。
爱才心切的李大钊先生明白在革命的道路上，单打独斗是赢不了的，于是他将自己的得意门生张国焘引荐给毛泽东，希望俩人可以成为相互依托的战友。
张国焘出身于世家，虽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，但骨子里仍有些高人一等的骄傲，在得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的富农家庭，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后，这位北大高材生很冷淡地无视了毛泽东的示好，扭头与别人高谈阔论。
这一举动让毛泽东有些许尴尬，也清楚了张国焘对自己的态度，于是两人私下里并未有太多的交集，不过在李大钊先生面前，两人还是保持了一种面子上的融洽，这也是两人为数不多的交流。
张国焘早年间也是党组织的一员干将，在建党初期的时候就承担了危险又烦琐的联络员工作，在他自认付出诸多的时候，陈独秀先生对毛泽东的成就大加赞赏，这也就让他有些不是滋味。
在1921年中共一大上，两人再次相遇，张国焘对毛泽东表现得十分亲切，又是叫润之，又是拉着人回忆曾经的相处时光，整一副哥俩好的状态。
这次会议让张国焘被选为代表前往莫斯科去学习参会，成为党组织中唯一一位见过列宁的高层领导，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至高的荣耀。
不过很快，张国焘的高峰期渐渐消退，在中共三大会议上，张国焘拒绝国共合作的意见被否定，相反，毛泽东因提出的农民运动这一方案替代张国焘成为新一任组织主任。
以张国焘的骄傲，这样的差距算得上是一种痛苦的折磨，这或许也为后来叛党行为埋下伏笔。
分道扬镳
1924年，张国焘在北京不幸被捕，在好不容易被放出来之后，他开始大肆宣扬自己宁死不屈的事迹，凭借这个，他在四大会议上又被恢复了高层身份。
但在战争平息后，根据档案记录显示，
张国焘在入狱后便对自己的党员身份供认不讳，还连带着供出了许多早期革命人员的信息，其中就包含着李大钊先生。
李大钊先生作为革命的领路人，北洋军阀虽心中早就有数，但却一直苦于没有证据——期间诸多波折可能无法查证，但李大钊先生的绞刑，张国焘要负一大半责任。
李大钊先生的死，毛泽东早年有过怀疑，但是没有证据，就成了心底埋藏着的一块疙瘩，很快，他便和张国焘产生了两人间的最大冲突。
张国焘一直主张以工御农，认为未来站在工人阶级的身后，
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，他们只配跟在工人的身后生活。
毛泽东认为，农民运动才是正道，虽然他也承认工人阶级的力量，但他认为更大的力量蕴藏在农民群体之中，唤醒了农民就是唤醒了国家，要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。
于是，毛主席向中央提出了申请，回到湖南继续发展农民运动，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，秋收起义掀开了轰轰烈烈的序幕；张国焘因为实在无法赞同毛泽东的见解，辗转于不同的城市间去发展革命力量。
两人这一别就是八年整，再见面时，是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。
历经苦难和生死，再次见到并肩作战的同志，自是两眼泪汪汪的一番感慨，只是这喜悦开心的情绪还没过去，就有人开始打起了歪心思。
在张国焘眼里，红一方面军不仅服装破破烂烂，而且士兵给人的状态也不像兵强马壮的样子，综合来看，整体实力远不如红四方面军。
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，张国焘悄悄找周恩来询问红一方面军的具体情况：
“恩来兄弟，你们队伍现在还剩多少人啊？”
“你们队伍现在有多少人？”
“红四方面军现在还剩十万人呢。”
“我们现在只有三万了。”
张国焘这一举动太过突然，周恩来便留了一个心眼，并未将真实情况全盘托出，后来他又去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核实过，发现张国焘谎报军情，心中便有了盘算。
张国焘能混到高层也是有自己的能力，他并未轻信周恩来说的话，为了谨慎起见，他又去找朱德打听，朱德对张国焘并未设防，问啥就说啥了，这也让张国焘很快便掌握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手情况。
在两河口会议上，张国焘再次与毛泽东爆发冲突，在部队是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上，两人谁都无法说服谁，张国焘一意孤行，坚决要带部队南下，甚至另立中央。
不过现实很快便给他致命一击，在国民党的打击下，张国焘带领的队伍溃不成军，最后还是灰溜溜地走上了北上之路。
但这一行为也将张国焘想要军权的野心彻底公之于众，而他也要为自己决意做下的错误决定负责，经过多方协商，最终是夺了张国焘的权，并要求他在集体面前做公开检讨。
公开检讨，张国焘忍一时就过去了，但共产国际把王明派到延安成为高层，则成了张国焘无法接受的事情，这也成了其叛逃的导火索。
王明与张国焘水火不容已久，如今张国焘处于劣势，王明自是要来踩几脚，为此王明特意派人告诉张国焘他曾经的两位得力干将都被枪毙了，这让张国焘对自己的处境担忧不已。
为了摆脱这种恐惧和煎熬，张国焘选择借去黄帝陵扫墓之由，坐上了国民党前来接应的车，用行动表示自己公开叛党。
党组织虽及时派人前去拦截，但终究是晚了一步，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，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，针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做了紧急调整。
就在这时，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独自请缨，说张国焘的叛党之举绝不能原谅，必要受到严惩，请求党组织同意自己前去寻找张国焘并将他带回来。
毛主席深受感动，直言“只要能找回张国焘，你就是党的大功臣。”
为此，他还给了杨子烈一百块大洋作为路费，结果杨子烈一去不复返，并未践行自己对毛主席做出的承诺。
不同的结局
张国焘原以为靠着自己在党组织所掌握的一手情报，定能在国民党打出一片天，国民党起初也是这么想的，对张国焘极尽封赏，又是官职又是财帛，就等着靠他打一个翻身仗。
可惜党中央反应及时，张国焘提供的情报并未让国民党占到多少便宜，竟还吃过几次闷亏，这也让张国焘的待遇直线下降，从军统到中统，张国焘逐渐被国民党方面看不起。
最惨的是，在解放战争后，国民党高层全部撤往台湾，张国焘原本也想跟着一起前往台湾，但却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，他们要把没有价值的张国焘留在内陆，留给共产党。
张国焘也深知自己的叛党行为，必然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，使尽浑身解数找关系跟着国民党一起到了台湾，开始自己贫苦的生活。
国民党先是收走了张国焘的房产，无奈之下，张国焘只得带着家人辗转在香港一带，靠着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计。
晚年的张国焘选择去加拿大投靠自己的儿子，却因为经济压力的问题，落得一个孤身一人住在养老院的下场，最后更是带病冻死在养老院。
而毛主席一生都走在革命的道路上，带着为民的初心，扛着民族复兴的使命，将中国人民带向一条康庄大道。
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各种情况，毛主席始终走在最前面，甘当人民的领头羊。
这样的担子落在他身上，虽沉重但却甘之如饴，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不好的生活习惯（抽烟等）在晚年摧毁了他的健康，在病魔面前他依然淡然处之，仿若如曾经一样强大，没有事情可以压垮他。
1976年9月9日，伟大的毛主席与世长辞，全国人民都记得他的付出和努力，以及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蓝图，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这位伟人在世界上留下的成就，而这正是张国焘穷尽一生也想达到却无法触碰的高度。
在张国焘说出“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”这句话时，不知他是否还能想起自己年少的热血，
和敢与旧世界叫板的勇气，可惜的是，曾经的一切于他而言终成了一纸空言。
凡人终将死去，但总有些人会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和感情中，代代相传。
张国焘的一生都在与人抗争，年少时反抗命运，年轻时企图权利，晚年却流落他乡，落得个凄凉下场，让人虽觉可悲又觉快意。
革命事业是一项大工程，它需要诸多仁人志士坚定不移地不懈努力，才能一点点的实现，我们敬佩前辈们的付出，我们也痛恨背叛者带来的伤害。
在张国焘眼里，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于他而言，是新时代的开启，他和毛主席都属于那个战火纷飞的旧时代，然而他错了。
从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成了新时代的开启者，而张国焘的叛党行为，注定他要遭受无法原谅的谴责，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走向美好的未来，只有他，停留在原地。
可惜世上并没有后悔药，张国焘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相应的代价，客死他乡是很凄凉，但这也是他将自己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结果。
如今我们将以史为鉴，坚定爱党爱国的立场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，尽自身所能发光发热，为自己，为国家，为民族贡献力量。
参考文献：
《党史文苑》2011年07期股票怎么上杠杆